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

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某种力量平衡，这导致受既得利益集团束缚相对较少的凯恩斯主义政府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仁慈守护者的理念开始流行。但是，在过去 40 年间，力量平衡已经决定性地由劳动一方倒向了资本一方；由工人阶层倒向了商业阶层；由旧的商业精英倒向了新的金融精英，一部分甚至是犯罪精英。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凯恩斯传》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一个被评价为 「对凯恩斯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凯恩斯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家。在他的新作《货币与政府》中，重申了凯恩斯对于经济运行和经济理论的深刻洞见，他力图探究：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正是货币与政府必须成为市场经济核心角色的根本原因。

我们摘抄了《货币与政府》的导论供读者一探部分究竟：

悬而未决的问题

宏观经济学涉及货币、政府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中悬而未决的问题源于有关货币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250 年以来,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一直是,除非在「失控」时,否则货币并不重要,而政府干预市场通常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正如撒切尔夫人的那句名言,「你不能逆市场而行」。有学者声称,竞争性市场经济可以自动趋向于实现充分就业。政府经常以命令的形式进行干预,这会扰乱就业市场,创造或促进垄断,阻碍价格调整,更严重的是,政府「胡乱操纵」货币供给,诱使人们以错误的价格进行交易。起初,人们认为应该基于金本位来控制货币供给;在金本位瓦解以后,就应由独立的中央银行来控制货币供给。政府的职能应仅限于为有效率的市场交换提供必要条件。宏观政策的唯一任务是控制货币供给。

凯恩斯主义革命成功地挑战了这种政策观点。这场革命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理论，并在 70 年代之前主导了宏观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者否认货币经济 ( 货币经济是指用货币而非商品签订合约的经济 ) 有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倾向。这是因为人们可以选择持有货币而不是将其花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用凯恩斯的话来讲，拥有金钱「能缓解我们的焦虑」。由于货币拥有「价值储藏」的职能，宏观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处于「非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因此，政府的任务是维持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平衡,这意味着对货币的管理是政府经济管理的一部分。但是,必须保持有序状态的并不是货币，而是市场体系本身。如果放任市场不受管理和监管,它将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即从二战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自由经济体系经历了唯一一段稳定和增长的时期。

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受挫于「滞胀」,即通胀和失业率同时上升，凯恩斯主义管理宏观经济的方法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新古典经济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应该授权央行来控制通胀,让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自然失业率被认为不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失业者应该外出找工作。

用经济学家熟悉的术语来表述，货币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凯恩斯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政策来影响总支出,并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目标相适应。相比之下,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为经济提供适量的货币,而这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因为财政政策不能影响总支出的水平,只能影响总支出的结构。这正是 2008 年「占据主流的」经济学说。

2008 年经济崩溃及其余波是对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的一次检验。这次检验不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场实验,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体验。根据当时的主流观点,崩盘本不应该发生,而且即使发生了,也会迅速复苏。但是,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假设,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而且从来不可能实现迅速或者全面的复苏。然而,利用财政政策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状态的旧凯恩斯主义药方已经受挫于滞胀,其名誉尚未得到恢复,因此,未来的政策取向仍然悬而未决。

2008 年经济崩溃的直接原因是私人债务的积累,这主要源自贷款人的欺诈和借款人的短视。银行、企业和家庭的全球巨额债务呈倒金字塔状,置于狭小的底层资产之上,也就是美国的房地产。当地基摇晃时,金字塔就轰然倒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引发了金融资产价格的暴跌。2007—2008 年银行净资产的下跌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银行信贷紧缩以及消费者和企业的需求下降,这种影响传导至实体经济。在这场危机中,消费者和企业的财富与信心一同烟消云散。

这一切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2008 年 9 月 15 日,雷曼兄弟破产,促使股市在 10 月份崩盘。一旦银行开始倒闭,股市开始下跌,「实体」经济就开始下滑。银行停止放贷,债权人取消债务人抵押品的赎回权,企业解雇工人,总支出萎缩。这使得全球经济在 2008 年第四季度普遍陷入衰退,不禁让人想起 1929 年的华尔街大崩盘。

一年之后,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过去了。与 1929 年不同的是,为防止灾难的发生,政府进行了干预。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都积极向其紧缩的经济体系注入货币。但是,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银行体系的过度扩张,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国家财政收入的暴跌使公共债务达到了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使得最顽固的正统经济学说死灰复燃,即政府是产生问题的原因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随着经济稳定下来,政府采取了紧缩政策,将自己重新关进财政约束的牢笼之中,尽管严重的危机曾使它暂时摆脱了这一束缚。如今,货币扩张的步伐放缓了,因为人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已经尽其所能,与此同时,财政紧缩政策也在放松,因为人们认识到仅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未来,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如何使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对于这场危机起源的标准解释是,首先金融部门受到了一次冲击,尽管并不清楚这一冲击是如何出现的,然后这一冲击通过信贷冻结传导至非金融部门。然而,问题的根源有可能在非金融部门。尽管人们对 21 世纪初之前的“大缓和”时代有着美好的回忆,但是,于 2008 年崩溃的西方经济体已与之前大不相同。这时的失业率大约是凯恩斯主义时代的两倍。家庭和企业积累了巨额债务,平均而言,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务占 GDP 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50% 上升到 2008 年的 170%，这一迹象表明在危机之前的经济中,很多部门已经无力偿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明显加剧的结果。

实际工资增长停滞或下降,投资从历史高位回落,生产率的增长也随之下降。金融部门比整体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金融家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富裕得多。危机发生之后,不难察觉存在「长期停滞」的迹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实际收入的停滞是这次危机的深层原因,其影响通过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传导至金融部门。「大缓和」主要以低通胀和周期稳定而闻名。

现在看来,这更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危机使得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前途未卜。在撰写本书时,复苏中的金融体系和缓慢恢复的实体经济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崩溃。

罪魁祸首

「为何没有人预见金融危机的发生?」2008 年 10 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经济学院向一群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本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就今后如何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提出建议。这并非易事。仅仅增强金融体系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增强整个经济在面对冲击时的韧性。

从金融机构说起是很自然的,这些机构的过度借贷达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并且充斥着各种欺诈行为。这些机构普遍洋溢着傲慢情绪,即将触礁却视而不见。眼前利益的诱惑使它们忘却了对未来损失的恐惧。

但是,止于银行将是一个错误。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对金融体系抱持一种仁慈的态度,放松对银行业的监管,允许银行业做任何事情。从本质上讲,金融被视为一种中介，将有意愿买卖商品和服务的人撮合在一起。按照当时的说法,金融市场是一个「有效率」的市场,与任何其他市场相比,它不需要进行更多的监管。金融特别容易产生投机和欺诈行为的特点被忽视了。

这种对金融的仁慈态度延续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金融创新。证券化这一将不可售资产转变为可售资产的过程,导致负债链条不断延长。这种经济的「金融化」，即纯金融业务赚取的利润占比越来越高,被认为「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从而实现了更快的经济增长,因此备受赞誉，或者至少被认为是合理的。商学院的教授自己成立对冲基金,以检验他们的理论。

但是,试图追问事情原委的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政府秉持这种事后看来明显荒唐的观点呢? 他必然会被导向这些信念的源头,即「学术氛围」、时代精神、思想和情感的潮流,这些因素使金融市场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这位追问者将会发现,当今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这样一种信念:不受干预的市场竞争会使福利最大化,而创造货币并通过市场配置货币的金融机构并不会对经济的实际均衡产生独立的影响,它们只是代表消息灵通的消费者在行动,消费者才拥有主权。他还会发现,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预测模型中缺少金融部门。尽管历史上的金融狂热和恐慌屡见不鲜,但如果假定未来的价格将与当前的预期一致,就无须采取任何预防措施以阻止金融崩溃。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主流经济学忽略了金融这匹「伺机而动的饿狼」。事实上,监管设计的原始缺陷正是源于经济思想的世界。政府对经济体系的某些信念是不真实的,或者至少不够真实。依据这种信念,金融被允许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运转,而金融体系的瓦解引发了一场全球性大衰退。

实践工作者通常对舞文弄墨的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不屑一顾。众所周知，英国人认为自己不受知识分子的影响。实际上,学术思想与政策之间的联系在过去并不紧密。但是在今天,经济思想更加深入地渗透到经济政策中,因为经济政策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职业经济学家的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在大学里工作,而是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报社、政党、智库工作,或者充当商业顾问和说客。英格兰银行行长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欢迎该行第一批学术经济学家中的某个人：「你来这里不是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而是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的日子早已一去不返。现在,经济学家确实可以告诉决策者该做什么。

这本来可以使政策制定更为专业化,减少党派纷争的干扰。然而,经济学绝不像很多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宣称的那样,是科学的堡垒。经济学一方面坚持公认的科学方法准则,另一方面也默默地展现一种意识形态倾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古典理论在经济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也独领风骚。两者同时出现并非偶然。新古典经济学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提供了经济理论方面的依据,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经济学家为经济「建模」的方式。两个学派都同意罗纳德·里根对两百年来传统智慧的提炼：「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

然而，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 2008 年危机的问题所在。为什么是这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另外一种呢?

意识形态深受权力结构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形成一种对其有利的权力结构。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此言不虚。2008 年的崩溃揭示的正是金融利益集团的权力。

危机之前的情形有一点令人深感困惑，这就是在面对金融的结构性权力时,民主政府表现得软弱无力。正统政治学告诉我们,在民主社会,民众会对政府问责。但是,如果没有认识到决定政府获得资金的具体条款和条件的绝不是「民众」,而是金融界,就无法理解这场危机的关键所在。货币与权力结合在一起,既通过影响选举筹款和媒体报道间接发挥作用,也通过为政府提供借款直接发挥作用。在现实中，「资本的有效配置」指的是金融部门的有效配置。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西方政府的主要经济功能一直是为金融体系提供一个友好的环境,以便其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包括当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以致无力偿还债务时,政府随时准备救助它们；政府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以保持债券市场的信心。在金融危机之后,金融业把政客关于必须改革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基本上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大企业控制了政治,这是基于如下观点,即商业阶层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且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实际上,不受制约的商业权力只是偶然的情形,并非常态。一方面,商业权力本身是分化的,特别是在出口商和进口商、债权人和债务人、小企业和大企业、金融业和实业之间;另一方面,商业权力受到各种各样的大众权力的制约。对于经济的运行方式,各种力量越均衡,就越不可能形成单一的观点。

《货币与政府》的核心观点是，从 20 世纪 20 年代至 70 年代，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某种力量平衡，这导致受既得利益集团束缚相对较少的凯恩斯主义政府的出现。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仁慈守护者的理念开始流行。但是,在过去 40 年间,力量平衡已经决定性地由劳动一方倒向了资本一方;由工人阶层倒向了商业阶层;由旧的商业精英倒向了新的金融精英,一部分甚至是犯罪精英。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则值得深入探究，接下来的内容只能给出一些提示。可以断言的是,主流经济学对权力的效忠主要表现为权力在经济学分析中消失了。

最后,理论和政策是由时代塑造的。这就产生了约翰·希克斯 (JohnHicks) 所说的「注意力集中」的现象 5,这是指经济学家选择研究什么问题。是什么导致了注意力的转移?在两次世界大战间隔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是问题所在;在 20 世纪 70 年代,问题是通胀。世事变迁影响了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也决定了观众能看到什么。对于思想、权力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导论的附录。

接下来的内容将关注宏观经济学说在 2007 年之前的发展,以及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余波如何检验这些理论,并找到其不足之处。《货币与政府》是一部政治经济学文献,它始终关注不同经济学说兴起和衰落的背景。正如希克斯指出的,了解经济学家过去的想法,了解他们如何思考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密切关注」这门学科的重要内容。与自然科学不同,当你密切关注政治经济学时,你会发现它可能没有任何明确的知识进步。对我来说,采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或许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最初接受的是历史学的训练,没有哪位历史学家会对历史的力量视而不见,而正是这些力量产生的各种叙事决定了我们对经济事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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