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响 NFT 民事诉讼第一枪的 NFT 第一案对数字藏品在我国的法律属性进行了明确。由飒姐团队代理的二审中，二审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观点，否定了一审判决中 NFT 具有所有权的说法，明确将其界定为《民法典》规定的“网络虚拟财产”。其指出 NFT 数字藏品符合网络虚拟财产的三大特征：

虚拟性是网络虚拟财产区别于现实存在的财产的根本属性，NFT 数字藏品的铸造和交易依托于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和信息网络环境，其本身因虚拟而无形。

网络虚拟财产是一种经济物品，具有稀缺性和可交换性。NFT 数字藏品基于数量的天然有限性和区块链节点之间的信任和共识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进行交易，具有经济价值。

网络虚拟财产是建立在数据基础上的虚拟物，民事主体可以排他性地占有、支配和使用。NFT 数字藏品的持有人亦可以依托 NFT 数字藏品交易平台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对数字藏品排他性地占有、支配和使用。

在此基础上，二审法院进一步指出，NFT 数字藏品具有财产利益的属性。

目前数字藏品行业民事纠纷主要集中在用户购买数字藏品后存在藏品贬值、权益未兑现等情况因而需要主张权利，问题在于该等权利应向谁主张？平台是否一定是适格的诉讼主体？

飒姐团队已办结的多个数字藏品民事纠纷均涉及到民事诉讼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在此，飒姐团队需要提醒各大平台和用户朋友们，数藏行业民事诉讼的第一步就是要确定究竟应当向谁主张权利。

当前数字藏品行业的数字藏品流通涉及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或者说首发市场和寄售市场。因此，决定诉讼主体（通常而言是被告）的关键之一在于该数字藏品究竟是从首发市场取得还是寄售市场取得。如果该数字藏品系用户从寄售市场获得，那么事实上所涉及的民事关系应当是成立于寄售人和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相对方应当是寄售人而非数藏平台，若仅因与买卖合同相关的事由产生纠纷，应当向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

此外，即便是取自首发市场的数字藏品，也应当区分是由平台首发，还是由其他创作者借助平台首发。对于前者，用户与平台之间成立买卖合同，若因买卖合同存在纠纷，可直接向平台主张权利。但对于后者，用户仅与该创作者之间成立买卖合同，若因为买卖合同存在纠纷，亦只能向该创作者主张权利。

比较特殊的情况是，用户主张权利的依据是数藏平台给予数字藏品的赋能未兑现、数字藏品未上链等，那么此时系平台向用户作出的承诺，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就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平台是适格诉讼主体，用户可以直接向平台主张权利。

由于数字藏品寄售市场中数字藏品的价格波动较大，因此不少用于试图通过投资数字藏品盈利。尽管有部分用户确实因此盈利，但亦有不少用户遭受了损失，于是他们便试图通过起诉平台让平台赔偿其投资导致的损失。

问题在于，一方面，如前所述，对于此等投资型购买行为，除非是由平台发售的数字藏品，否则合同相对方应当是寄售人而非平台，平台本身就不是适格的诉讼主体。另一方面，该等主张亦没有任何依据。买卖合同本身就是买卖双方就数字藏品价款达成一致后成立的，换言之，在没有任何一方向买方承诺其一定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卖出的情况下，其买卖行为完全是自愿的，是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即便后续该数字藏品的市场价格因波动导致再次卖出时价格贬损，亦不能由此追究卖家乃至于平台的责任。倘若用户仅依据其买入以及卖出的差值，便认定该等差值为自己的损失，并据此要求赔偿，这是很难获得法院支持的。

唯一能够要求平台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是，用户能够证明平台未履行其所给予的赋能承诺，或者平台未将数字藏品上链等。后者可能构成根本违约——数字藏品的上链是数字藏品之所以能够被称为“数字藏品”的原因，倘若数字藏品根本没有上链，那么其独一无二、不可篡改的属性便不能保证，因此此时当然是能够要求平台承担责任的。

而对于未履行赋能承诺的情况，飒姐团队认为，此时用户能够要求赔偿的数额可能也仅限于该数字藏品在首发市场的价格，超出此范围的可能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除此以外，用户需要证明平台确实没有履行承诺，那么此时需要用户保存相关赋能承诺，以及赋能未兑现的证据，如此才能获得赔偿。飒姐团队需要提醒各位用户的是，尽管用户买卖数字藏品的数量通常较大，交易频繁，但必须完整收集上述所有数据，不能仅将交易记录截图完事，否则便很容易被质疑证据的真实性，难以达到自己的证明目的。

尽管数字藏品兴起的大浪潮已然褪去，但不少平台仍然坚守在行业前列，飒姐团队坚信大浪淘金，只要各大平台坚守合规底线，便能够拥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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